把法治化营商环境筑在“最后一公里”

　　2026年11月1日，《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取代了施行三十余年的《工商行政管理所条例》。这是一部牵动万千经营主体切身感受的行政法规。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市场监管体系的最末梢，也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接触市场监管部门最直接、最频繁的窗口。营商环境的优劣，在文件和指标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窗口的温度与尺度。《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基层市场监管的运行逻辑从“管理末梢”重塑为“法治窗口”，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意义，在于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度要求，落实到每一次检查、每一次执法、每一次服务之中。
　　以法律定位终结“身份模糊”，让经营主体面对可预期的执法主体
　　营商环境的第一层确定性，是经营主体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其行为由谁负责。机构改革后，各地在工商行政管理所基础上整合组建了市场监督管理所，但基层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长期缺乏统一规范。《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以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这一条款意义重大：立案调查、行政处罚等行为有了清晰的法律归属，行政行为的公信力也因此获得制度支撑。对经营主体而言，面对一个身份明确、权责清晰的执法主体，本身就是最基础的预期。
　　以权责清单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让基层监管回归主业
　　基层市场监管长期存在一种结构性矛盾：承接事项过多，权责边界不清，大量非法定任务向基层摊派，既消耗监管资源，也使经营主体面临标准不一、依据模糊的检查干扰。《条例》第五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市场监督管理所的七项主要职责——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药品和特种设备日常监管、广告价格计量监管、投诉举报处理、违法行为查处等，同时允许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按程序确定和调整具体职责并向社会公告。这种“法定框架+动态调整”的设计，一方面将基层监管资源集中到真正适合基层承接的主责主业上，避免“小马拉大车”；另一方面以公开公告的方式为经营主体提供了职责预期，使其能够判断哪些事项属于市场监督管理所管辖、依据是什么。对营商环境而言，权责清晰本身就是一种减负：经营主体不必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猜测和周旋，市场监督管理所也不必在摊派中分散精力。
　　将“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写入法规，约束基层执法
　　《条例》第六条有一句在基层执法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定：“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这并非一句原则性倡导，而是以行政法规形式将正当程序要求固化到基层执法的日常运行中。基层执法过去容易出现两种偏向：一是“重处罚轻规范”，以罚代管；二是检查频次过高、多头重复检查，企业疲于迎检。《条例》的这条规定，为基层执法划出了一条明确边界：监管行为的强度必须与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成比例，不能以执法之名干扰企业正常经营。实践中，“综合查一次”“扫码检查”“无事不扰”等改革能够取得实效，正是因为有这类制度框架的支撑——企业迎检频次下降、检查时长缩减的背后，是执法逻辑向“查得准”的转变。
　　以服务型执法重塑政企关系优化营商环境，不仅要“管得少”，更要“服务得好”。《条例》第七条将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规定为市场监督管理所的法定职责，这意味着服务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工作姿态，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这一转变对大量中小微经营主体尤为重要：它们往往缺乏专门的合规力量，最 需要事前指引和事中纠偏。《条例》框架下的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正在开展“嵌入式服务”，把普法宣传、合规指导、风险提示等服务嵌入日常监管之中。与此同时，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审慎立案等柔性执法机制在基层的适用，使执法的力度与温度不再被理解为矛盾的两极，而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两个侧面。当经营主体感受到监管是为了帮助其规范经营而非单纯惩罚，合规的主动性就会不断增强。
　　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实营商环境基础
　　营商环境改革进行到今天，制度层面的举措已相当密集，但经营主体的获得感并不完全与政策数量同步。一个关键原因在于，顶层设计的善意需要在“最后一公里”得到有效准确的传递。市场监督管理所正是这“最后一公里”。《条例》对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的要求，对人员配备、培训考核和履职保障的规定，表面看是内部管理事项，实际上决定着一线监管人员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底气依法履职。一支稳定、专业、权责清晰的基层监管队伍，是经营主体面对监管时能够获得一致对待、合理判断和及时回应的组织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条例》优化的是整个营商环境赖以运行的基层治理基础设施。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判断的落实，必须依赖每一次具体的行政行为。《条例》的意义，正在于它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宏观要求，转换成为基层监管可操作、经营主体可感知的行为规则。当这些规则在每一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的日常运行中稳定下来，营商环境优化就拥有了坚实的制度根基。

□菓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