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产品安全的需求日益提高。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键是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我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建议修订产品质量法时，将产品安全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进一步增加生产者产品安全义务、相关的行政责任及惩罚性赔偿责任等内容，构建完整的产品安全责任体系。具体而言，一是要强调企业的产品安全责任，夯实企业对产品安全保障义务，维护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二是要建立对产品安全信息的追溯制度，确保产品追踪不留死角。三是要建立跨市场、跨地域、跨部门、跨产业，信息共享、快捷高效无缝对接的产品安全保障体制和机制，多方位、全链条确保产品安全。
　　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产品智能化成为重要趋势，质量的内涵也日益拓展，要通过修订产品质量法，更好地让企业发挥保障产品安全的主体责任。
　　一方面，一定要让企业发挥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强化生产者保障产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规定生产者必须向市场投放安全的产品；强化销售者在产品安全中的风险警示、应急处置措施、与市场监管部门配合等法律义务；详尽规定产品供应链条中各相关方的产品安全保障义务。另一方面，企业要树立“一心二维三品四商五严六实”的安全保障理念，即企业要对社会有感恩之心；追求盈利合理法思维，而不是最大化思维；做到“产品、企品、人品”合一；要有不断创新产品的智商，树立消费者信任观念的情商，自觉信仰、敬畏产品质量法的法商，践行同行业最佳商业伦理的德商；要有严格的产品标准、服务标准、营销标准、内控体系、问责体系；夯实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全保障权、参与治理的权利和投诉权利。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应通过修订产品质量法，更好地优化产品安全监管模式。
　　“放管服”要齐头并进，尤其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出温度。“放”，简政放权要放出活力，“管”，事中事后监管要管出秩序，“服”，要服出温度，要服务于广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让消费者的产品买得安全，用得放心。因此，建议在产品质量法修订中，建立覆盖所有产品的召回制度和产品质量的自我声明制度，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产品安全监管模式。
　　在实施产品安全监管过程中，一是要协同共治，铸造监管合力，提升监管效能，提升监管公信。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跟其他的行业主管部门一定要携手并进，协同监管；另一方面，要引进消费者组织、媒体和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监管。
　　二是要强调行政监管，要和企业的内控体系无缝对接，有机衔接，同频共振，良性互动。履行产品安全责任，不能仅靠事后的行政处罚，处罚不是万能的，比处罚更重要的是行政指导。此外，监管模式的健全和完善一定要着眼于促进企业的发展，实现消费者的福祉的提升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间能够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千万不能以“优化营商环境，方便企业经营”为名，放松对消费者的保护，也不能以强化消费者保护为名阻碍企业的健康发展。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典型代表，在我国实施十余年来，对保护消费者、提高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修订产品质量法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召回制度自实施以来，已日渐获得社会公众广泛认可。然而，法律层级尚待提高。为此，建议在修订产品质量法中，明确确立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通过提高召回制度的立法层级，加强相关行政处罚的威慑力。同时，缺陷产品召回和民事赔偿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缺陷产品召回还要完善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建议在产品质量法的修订中考虑两种情况下设定惩罚性赔偿机制。第一，生产者在确认产品存在缺陷后，拒不履行召回义务或者怠于履行召回义务，造成人身伤害、死亡的；第二，销售者在明知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或缺陷时，仍然继续向消费者提供的。
　　召回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多个轮子一起转。当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失灵的时候，政府这一有形的手要有所作为。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产品的风险监测，及早发现并及时进行风险交流工作，前移监管关口，化解风险隐患，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效能。就市场而言，要鼓励企业主动召回，要让企业有主动召回的动力，让企业认识到召回以后有助于商誉的恢复、提升，避免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刘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