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犹未悔 “竞生”只为寻药来

编者按
　　 民族医药为守护人类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省已故民族医药专家、原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主任药师杨竞生，一生不畏劳苦、不惧险境，把全部的热情、心血乃至生命都贡献给了民族医药事业。他这种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切仿佛都是天意，踏遍雪山又魂归雪山。2021年6月杨竞生百年诞辰之际，在香格里拉大雪山垭口海拔4600余米处，人们发现了杨竞生的遗骸，遗骸周围还散落着小锄头、电筒等标本采集工具。消息传出瞬间引起了医药界极大震动。近20年来，人们找寻杨竞生的行动从未停止过，如今，他终于魂归故里。而这里，正是杨竞生首次发现药用植物新种竞生乌头之地。一位穷尽一生探寻药用植物的科学家，81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片雪域圣境。
　　杨竞生是谁？有人说他是藏医药资源的“朝圣者”，有人说他是药学植物“取经人”，也有人说他是“活药典”，还有人说他是“药痴”……当所有称号加在一起，一名当代药学家的形象赫然在目。
　　杨竞生是我国著名民族医药专家，云南药检事业的奠基人，原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主任药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特聘客座研究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健康事业，杨竞生一生执着，坚守于民族药物的采集研究，2002年10月在收集藏药标本和资料途中以身殉职。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紫薇科有一种草本植物，叶片极小，叫杨氏紫薇。每当春天来临，它就开出淡淡的花，同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一起，点缀着春日的大地。有一种毛茛科植物，叫竞生翠雀花，同样开着淡淡的花。还有竞生乌头、竞生香青等等，这些以杨竞生来命名的药用植物，因杨竞生的发掘和研究，从“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崇山峻岭，进入造福人民健康事业的科学殿堂。
　　“为了搜集足够的标本和样品，杨老师的衣服内衬缝缝补补做了十几个口袋，装的都是花花草草和笔记本、药瓶等。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汉语写的药材特征描述、藏文和拉丁文写的植物名字，本子虽小却有沉甸甸的厚重感。”原西藏药品检验所中药室主任边巴次仁对此印象深刻。从交通欠发达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杨竞生几乎每年的3月至9月都在野外进行采集考察，并且把这一“痴爱”持续到退休后，直至生命的终点。
　　为采到新标本，杨竞生经常风餐露宿，哪里人迹罕至，哪里偏僻险恶，就去哪里采集标本，因为在他看来，越是危险的地方，才越有可能采集到新的物种标本。这种执着探索科学的精神，从已故著名植物学家、昆明植物研究所原所长吴征镒院士的感慨中得到印证：“老杨采的标本，是一般人所采不到的。”
　　当时云南省药品检验所90%的标本都是杨竞生亲手采集的，西藏药品检验所里有一半以上的标本也是他采集的。不仅如此，甘肃省药品检验所、昆明植物研究所等研究和药检机构都有他采集的大量标本。
　　提起杨竞生，无论是同行、同事还是亲友，回忆中都有着同一个画面：瘦小的身躯，驼着背，在昆明出行时总是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而野外科考时，身上总会背着一个50多斤重的药材标本采集工具，披着一件自己改制的塑料雨衣。
　　1979年，杨竞生只身到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进行野外考察时，不慎失足，从流石滩上滚下去50多米，幸好背上的植物标本夹卡在一棵小树上，才未掉进脚下波涛翻滚的澜沧江。虽然幸免于难，却导致他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和小腿胫骨骨裂，后被辗转运回昆明治疗数月，戴上钢背心支撑了三四年才勉强康复，但他的腰再也不能伸直，终身驼背。
把精诚载入文献中
　　杨竞生工作起来几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有的也是从早到晚忙着整理鉴定植物标本，收集药品分析检验资料。生病住院期间，他把病房当成办公室，不是看书就是趴在桌子上写东西。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他勤奋刻苦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藏药的参考书籍很少。杨老师用植物分类学标准对迪庆藏药材进行分类，并制作标本，进行生境及花、茎、果实、根等部位性状、功效的准确描述，许多当地医师不认识的药物都是通过杨老师的标本得以认识了解。”迪庆藏族自治州藏医院副院长马占文感慨地说。
　　藏药是祖国宝贵的医药财富。从1962年开始，杨竞生不是在野外采集药物的路上，就是在鉴定药物标本的现场。为了彻底搞清一株标本，他往往要到各地诊所了解使用、效果等方面的资料和实物，四处寻访藏医院名家名医，查阅大量中文、藏文与梵文等原著。他踏遍云南、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区，收集了大量藏医常用植物、动物、矿物药材的标本和实物，仅《迪庆藏药》一书中就选用近600条。
　　集查找、考证、审定、采集、鉴定、发掘、整理和编辑于一身，杨竞生主编、参修了《中国民族药志》《新华本草》《六省区藏药标准》《中国藏药》等数十种相关书籍。
　　通过对云南特产中药材的深入研究和考证，杨竞生纠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例如，他关于云南道地药材滇鸡血藤不是传统所认为的豆科植物，而是木兰科植物南五味子的考证震惊了学术界；他校正补释《〈南方草木状〉考补》，审定《云南天然药物图鉴》《云南主要天然药物》，注释《正确认药图鉴》，在《〈本草纲目拾遗〉药物基源考解释》中对90多个品种进行考注，给《辞海》补充了几百个条目；他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制作了上万张中医单方、验方小卡片，《中国民族药志》书中使用的大量资料是他查找的，或是直接引用了他的卡片内容。1988年，67岁的杨竞生从原云南省药品检验所退休后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返聘，在吴征镒院士的建议下，对晋代《南方草木状》进行深入研究，在《南方草木状考释》英文版的基础上，进行详尽补校、补释、补注和补按，出版了《南方草木状考补》一书。
　　杨竞生的学术考证成果，为深入研究我国藏药及民族药物打下了坚实基础。1993年，杨竞生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把探索融进血脉里
　　杨竞生“蹲一次牛棚，学会一门外语”的故事广为传播，大家亲切地称他为“书痴”。他自学了苗文、藏文等民族语言，以便更好地阅读民族医药著作；他学会了英、日、俄、德等多种语言，以便更好参阅国外学术资料；他省吃俭用购买大量书籍学习，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留下足迹；他出差时，常随身携带一大堆资料书籍，以便随时查阅。
　　一次单位组织离退休人员到易门县开展活动，刚到目的地杨竞生就不见了踪影，中午吃饭时仍未见人，大家急忙出去寻找，最后在当地新华书店发现了看书正入迷的杨竞生。
　　有一次已近深夜，列车卧铺车厢里灯光昏暗，一位驼背老人坐在过道上，仍把书籍努力靠向身旁的地脚灯，吃力地阅读着。这就是杨竞生，他已然把探索融进血脉里。
　　谈及与杨竞生的相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兆云仍清晰记得20多年前初见时的情景。“老先生沉浸在书本中的一幕令我十分难忘。在以后的交往中，他对书的痴迷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也让我深感敬佩，他对民族药领域的知识总是可以信手拈来。”朱兆云满怀敬意地评价杨竞生。
　　“每年购买大量书籍和订阅大量期刊，让杨老师入不敷出。常听杨老师的家人说，为了省钱他有时一天只吃一两个馒头，外出考察时常常以干粮充饥，生活十分清苦。”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琚健回忆。
　　“杨先生总是专注于民族药的传承与发展，其他事情都不曾考虑。”回忆起杨竞生带着女儿从景洪步行一天一夜来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找自己进行交流时的情形，民族植物学家裴盛基仍不胜感慨：“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坐车时，他回答走着来还可以看看路边的花草。”
　　杨竞生一生清贫俭朴，坚守初心，坚韧执着，简单而纯洁。
把深情寄于最高处
　　“坎坷风雨蕴平和，业磅礴，人淡泊。一生心事，只向自然托。”这是吴征镒院士一生执着科学的写照。而杨竞生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1998年，为了对民族药正本清源，已77岁高龄的杨竞生不顾自己身体装着心脏起搏器，准备再上青藏高原。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家人曾多次劝阻。为此他专门写了一份生死状，上面写道：“我到了西藏后，不管出了什么事，与任何人无关，我自己承担所有责任，万一死在西藏，死后把我的尸体送给西藏医院做解剖就是了。”
　　杨竞生把研究工作看得比生命还重，对名利享受却看得极轻。边巴次仁清楚地记得，一次在昆明，有人对杨竞生说，“一些借走你笔记的人已经出书了，里面好多都是你的研究成果，别人盗用你的成果了！”杨竞生平淡地回了一句：“在咱们没钱也没办法告诉大家这些心得的时候，别人帮咱们告诉大家，这是好事啊！”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和杨老师一起参加编写《中国本草彩色图鉴》（民族药篇）。杨老师把他自己收藏、编书能用到的所有参考书籍和资料都无私地提供出来，编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登记借阅，着实为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云南农业大学杨永红教授回忆。
　　在野外采集标本时，杨竞生走到哪里，所采集的标本就送一部分给那个地方；他在迪庆的高山雪域附近采集到多种虫草标本，均无偿赠送给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他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从不私藏，其他地区的药物研究机构经常请他鉴定植物标本，他都一口答应，全力协助；经常有年轻后辈找上门求助鉴定标本、请教疑难问题，他一点都不摆架子，总不厌其烦为他们做鉴定，答疑释惑；他还多次把自己心爱的书籍无偿赠送给有需要的人和单位，为的只是让这些藏书最大化地发挥作用。
　　有许多著作、论文，他做了大量工作，却从不署名。面对疑问，他总是说：“我署不署名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这些知识与世人共享，派上用场。”
　　纪念杨竞生最好的方式是传承。“传承他执着科学、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求知若渴、治学严谨的学习精神，淡泊名利、乐于奉献的高尚品质，谦虚谨慎、节俭质朴的优良作风。”云南药监人掷地有声地表示。
　　在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举办的杨竞生同志学术事迹座谈会上，我们似乎又看到，在梅里雪山的山径、在南迦巴瓦的雪原、在波涛翻滚的澜沧江畔，瘦弱的杨竞生正披着塑料雨衣，背着沉重的药材标本采集工具，豪情满怀，向着更高的科学顶峰奋勇攀登。

□云南日报记者 陈云芬 季 征 刘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