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标准之风帆 逐浪发展之蓝海

　　“古者戎衣，上下一律”。据史载，秦代的褐衣统一为3种型号，每种褐衣的用料和价钱均有统一标准要求；甲衣统一为7种型号，每种甲衣的甲片数量和组合方式也有统一标准。
　　可见，标准概念古已有之。时至今日，标准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有国际贸易的“通行证”、产业发展的“金钥匙”之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标准逐步成为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日益凸显。

标准化战略实施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凡欲成其事，必先谋篇布局、立柱架梁。
　　按照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部署，我国标准化工作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国际接轨、统筹推进，全面完成了标准体系重构、管理机制优化、标准国际化水平提升等各项改革任务。
　　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健全——新修订的《标准化法》于2017年通过全国人大审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标准样品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相继制定，固化了标准化改革和实践成果，强化了标准化工作法治管理。为强化统筹，国务院建立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制度，31个省（区、市）和部分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均建立本地区、本行业标准化工作机制，合力推进标准化事业发展。
　　去年10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作为第一份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的标准化纲领性文件发布实施。《纲要》高屋建瓴，提出新时代标准化发展目标，明确了七方面重点任务，为我国标准化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

政府与市场协调的新型标准体系基本建成
　　标准是为适应科学发展和组织生产的需要而制定的规则。没有标准就难以规模化，但标准条框过于刻板又会减少创新活力。因此，搭建标准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层次、维度、结构设计均十分复杂。
　　按照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我国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含标准样品）、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五类。标准按执行力度分为两类，一类为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另一类是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采用。国家标准分为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均属于推荐性标准。
　　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政府颁布标准体系得到优化。一方面，我国将国家、行业、地方三级强制性标准整合成了国家强制性标准一级，规模由原来的3600多项精简为2100多项，“瘦身”40%以上，实现了“一个市场、一个标准、一条底线”。同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需求，近年来新发布疫情防控产品、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婴童用品、限制过度包装、节能降碳、养老服务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400多项，进一步筑牢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另一方面，在推荐性标准范围内，各类标准被赋予明确定位。其中，国家标准更加侧重基础通用，行业标准更加突出政府履职，地方标准则聚焦地方特色。
　　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是为激发市场主体标准化活力而规划设计的。我国赋予团体标准法律地位，推动团体标准从无到有、快速发展；企业标准由备案管理改为自我声明公开制度，从过去用时数日转为十几分钟，越来越多企业敢于“亮标”。截至目前，2160项企业标准获评“领跑者”，超850家企业参与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标准转化，超1000家企业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为科学规范标准管理，我国推进国家标准验证点建设，提升标准质量。国家标准立项周期缩短50%，审批周期缩短40%，国家标准平均制定周期由36个月缩短到24个月。2.77万项国家标准文本信息免费向社会公开。
　　截至去年底，我国国家标准达4.1万项、标准样品3941项，备案行业标准7.6万项、地方标准5.7万项，自我声明公开团体标准超过3万项、企业标准超过215万项；全国共有1330个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包括547个技术委员会、767个分技术委员会和16个标准化工作组，注册委员共计5.4万人次，其中188人次为两院院士。

标准化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发挥引领作用，为优化政务服务供给起到规范作用，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支撑作用……在全面推进“标准化+”行动的过程中，标准已逐步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层面——
　　在现代农业方面，批准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等系列国家标准，建设各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超1万个，农业标准化生产普及率超30%。
　　在制造业方面，深入开展装备制造业、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实施新材料、增材制造（俗称3D打印）标准领航行动，重点装备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超90%，主要消费品领域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上升到96.15%；加快制定“一老一小”产品、个性定制产品、智能产品、绿色产品等新兴消费品标准120余项。
　　在现代服务方面，发布实施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三年行动计划，发布金融、电子商务、国际货运代理、冷链物流等国家标准近200项；实施商贸物流标准化专项行动，推广标准托盘及循环共用系统，升级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快递绿色包装采购比例达80%。成立适老化改造标准化联合工作组，系统推进公共基础设施、老年人常用产品标准的适老化升级。制定发布全国首个《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国家标准，系统规定养老服务质量的底线要求。
　　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方面，推动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等九大领域开展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开展8批850项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促进形成种类无差异、质量相一致的民生保障体系；制定政务服务评价国家标准，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快速发布《个人健康信息码》等标准，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修订发布新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国家标准，实现机动车技术检验“一次上线、一次检验、一次收费”。据测算，该标准的全面实施，每年可为道路运输行业节约检验费用45亿元至80亿元。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立健全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国土空间规划标准体系，“十三五”期间发布的常规燃煤发电机组等16项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全面实施，实现年节能量7700万吨标准煤；房间空调器等26项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全面实施，实现年节电量490亿千瓦时。发布新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第1号修改单，推动31类食品和16类化妆品“瘦身”，尤其是服务于今年中秋节月饼过度包装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标准制度型开放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
　　纵观国际市场，标准已成为竞争制高点，技术之争最终归结于标准之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国际标准化工作，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为全球技术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解决方案。
　　这不仅体现在参与治理上——成功举办第39届ISO大会和第83届IEC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向大会致贺信，引发国内外热烈反响；我国专家先后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席和国际电联联盟（ITU）秘书长，实现了国际标准组织领导任职的突破。体现在健全体系上——推动ISO、IEC新成立脑机接口、电力机器人、电子商务、稀土等22个技术委员会或分委会；牵头制定国际标准累计突破1000项，国际标准提案年均增长超40%，IEC领域国际标准提案多年位居第一；以积极成员身份参与ISO的732个技术机构活动，数量居全球首位。还体现在队伍建设上——承担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主席80个、秘书处79个；注册国际标准专家超万人，其中IEC领域中国注册专家数量首次超过德国，位居第一；182名专家荣获ISO、IEC奖项，我国青年专家连续三年荣获IEC全球青年专家领袖称号。
　　聚焦深化拓展国际标准化合作交流，我国与48个国家、区域标准机构和标准化组织签署了70份标准化合作文件，298项标准与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家实现互认，与44个国家和区域标准组织开展标准信息交换，实施两轮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三年行动计划，以标准“软联通”打造出合作“硬机制”。此外，还加快转化先进适用国际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与国际兼容，发布《国家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工作指南（2020年版）》，国际标准转化率超75%。
　　为了给外资企业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标准化环境，我国积极落实外商投资法有关要求，在标准化政策制定、标准化技术组织参与等方面，持续推动和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我国标准化工作。截至去年底，在54274人次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共有3285人次委员来自外资企业，占比6.05%，参加了807个技术委员会工作，占技术委员会总数的60.7%。
　　据测算，我国国际标准化贡献目前已位居世界前三，影响力显著增强。

□本报记者 陈 静